新日微信20180114
佘日新 暨南大學/逢甲大學講座教授 時勢,造了英雄。環繞著中國大陸周邊的小型經濟體,拜二戰結束後全球局勢不穩之賜順勢崛起。美國總統杜魯門於1947年3月12日在美國國會發言上發表了國情咨文,為了「圍堵」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持續擴散採取政治上的政策,成為了杜魯門主義的主軸與歐亞經濟復甦與成長的契機。在歐洲,美國開始為對抗社會主義政治的國家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,叩合了歐洲復興計劃或馬歇爾計畫,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除了西方的歐洲防線,同期類似的經濟援助在韓戰後也落實在亞洲第一島鏈,結合政治、軍事與產業經濟的多層次深度結合,造就了包括台灣在內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。
經濟援助的架構中所涵蓋的生產活動外包,造成美國產業與亞洲夥伴的製造網絡鑲嵌,亞洲四小龍中的台灣與南韓作為主要的製造夥伴,一波又一波的產業合作與發展於焉成形。「代工」在六十年後或許對東亞經濟體所遺留下來的褒貶不一,但無庸質疑的是在那些年間,東亞國家對於全球財貨的生產與消費架構所做出的貢獻,同時這些國家以前所未見的形勢所參與的全球經濟,與從中所累積的驚人財富。六十年的歷史若約略分為兩期,前、後期的主要差異正是中國大陸的參與。 中國大陸2018年慶祝開放改革四十週年。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「對內改革、對外開放」的戰略決策,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轉戾點。回首1978年之前,當全球各國正從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中走出來,將工業生產的強度提升到改善民生的大方向上,中國大陸卻在各種錯誤的政策中,產業與經濟未能與社會發展的脈動有效結合,為之後三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留下一個極低的比較基期。俗話說「人往高處爬,水往低處流」,改革開放後,全球的投資水流迅速地往中國大陸流動,因為相較於二戰後的復甦,中國大陸的水位太低,太具吸引力了!吸引了包括台商的佈局在內,全球製造網絡在過去四十年與中國大陸密不可分。 改革開放之後的三十年,中國大陸的經濟、軍事與政治實力已令人側目,2008年九月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,不僅導致各主要國家祭出量化寬鬆以穩定全球金融,痛定思痛的反思也使得美國決定重返實體經濟,強調製造對其未來發展的重要性;德國隨後石破天驚的「工業4.0」倡議,以線上資訊化整合線下工業化的革命性架構,重新定義了未來的競爭。幾年下來,多數業者釐清了這一波的工業發展重點不在於自動化,至於新一代的競爭力根源為何,仍在摸索中匍匐前行。不容忽視的是一個正在轉移的典範:工業3.0的離岸生產正悄悄地轉向在岸生產。拜製造技術的創新,廠商若能與時俱進地投資,將有望擺脫過往「代工」(無論含不含設計的契約製造)的格局,也有望擺脫兩岸消長之間的「規模焦慮」與「成本劣勢」。 這一波全球製造網絡的變革亦深受外部政治因素的衝擊:美國川普總統近日批准課徵的防衛關稅,堪稱正式終結了多年全球的貿易自由化趨勢;若加上2017年底美國通過的降稅與2018年起刻意走弱的美元,現階段低水位的優質投資環境正從中國轉向美國。先進製造的佈局若結合智慧製造技術的新興投資,將幾個台灣廠商傷透腦筋的轉型挑戰,也藉由數據透通、貫穿全球製造網絡的契機,盡可能地貼近消費者,提供製造服務一體化的卓越價值,畢其功於一役地拉抬台灣廠商在O2O全球製造網絡的競爭優勢。 當科技大腕程天縱董事長預言巨型工廠的消失之際,正是工業3.0邁向工業4.0之際的結構變動,集中式的生產模式正蛻變為以消費者為主的分散式生產模式,趨勢伊始,未來路徑的長短有賴技術成熟、管理應用與市場導入之間的磨合決定。兩岸、甚或全球製造網絡中的參與者,都可以根據過往的成長軌跡,以相對優勢重新尋求產銷活動中的定位,或投資創新補足缺口規劃新的國際產銷定位。七十年一遭的際遇出現在此全球製造網絡重整的時刻,看似高難度的挑戰,在企業家精準的判斷與不妥協的執行力中,值得一搏! 川普與杜魯門,兩位相距七十年的美國總統,對全球財貨產銷架構的影響是否等量齊觀,且拭目以待!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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